高端訪談
 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動向何在、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推進、廣東如何繼續當好排頭兵……昨日,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社會各界關註的熱點問題,展開生動而深刻的論述。
  文/本報記者 陳小雁
  改革要先集權再分權
  記者:有人說,當前談改革風險很大,您怎麼看待十八大對改革的部署?
  鄭永年:從頂層設計來說,十八大是最全面的改革方案,描繪了宏觀的改革藍圖。但要註意,政策的制定比較容易,執行比較難。如何推進落實值得關註。另外,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,改革也一樣,需要付出一定成本。從總體來說,1978年以來,改革的風險是可控的,不改革的風險才是不可控的。
  記者:如何看待當下部分地方改革動力不足?
  鄭永年:動力不足,部分原因是由於權力集中與改革的矛盾。1978年後的改革,都是通過分權的形式,給地方、企業、社會組織一定的權力。過去的分權加上改革不徹底,培養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現在談改革,要先集權。通過集權衝破利益阻隔。容易改的都改了,剩下就要啃骨頭了。如何啃骨頭,中央成立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在內的四個小組。這種小組公開化、正式化,並有具體的負責人,是值得提倡的。這也是法制化的一步。但集權之後,最終改革還要分權。
  反腐須建立清廉制度
  記者:當前反腐與改革的關係怎樣?是否也是動力不足的原因?
  鄭永年:反腐與改革有一定的內在聯繫。兩者關係在於,反腐是推進改革的重要一環,是取得百姓信任的一環。腐敗,除了影響百姓信任,還直接影響行政執行力。其實,歐美轉型期,大面積的腐敗也出現過。因為經濟轉型快,新的體制來不及建立,所以腐敗滋生。當前,反腐制度要及時建立。反腐須建立清廉制度,但個別省份的方案是制定一把手的負面清單,內容包括不管理財務、人事等等。但改革就要領導幹事,通過不幹活來保持清廉,就是不作為。而現在是改革的關鍵時刻,官員更要敢想敢擔當。
  記者:反腐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?
  鄭永年:其實相關的反腐制度很多,反腐機構也不少,但腐敗還是很嚴重。相比,我國香港只有廉政公署,新加坡只有貪污調查局,都是很小的機構。反腐問題,關鍵不在機構多少,而在明確由誰負責。體制內部要整合機構,外部要接受社會、媒體的監督。
  社會保障應由政府主導
  記者:在民生領域,改革的方向何在?
  鄭永年:西方國家曾走過錯路: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沒有分開,本該是政府兜底的社會福利也市場化了,帶來了社會不穩定,付出沉重的代價。這些改革錯誤我們應該避免,住房、養老、衛生、教育、醫療等社會領域應避免市場化,應由政府主導。以住房為例,新加坡有百分之八十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組屋、我國香港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,我們目前定的目標是百分之二十。這個比例還需要提高。現在老百姓喜歡存錢,消費社會難以到來,原因之一就是社會保障制度不足,亞洲四小龍經驗就是提高中產階級工資,保障基本福利,值得借鑒。社會保障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可靠的制度保障。
  海上絲路是廣東新契機
  記者:經濟方面有哪些需要關註?對於廣東經濟特點,中小企業比較活躍,您有何建議?
  鄭永年:一方面,在推進市場化、混合所有制方面,對於國有企業,推進混合所有制要避免“國有資產私有化”,尤其是央企。90年代的民營化,導致部分國有資產流失,應引以為戒。另一方面,要扶持民間金融。珠三角是中小企業比較活躍的地方。要避免中小型企業貸不到款,這需要讓民間銀行發展起來。金融改革應該結構先行,再談利率自由化。不給民間銀行優惠,它們是成長不起來的,如互聯網金融機構,應多扶持。
  記者:廣東如何當排頭兵?
  鄭永年:新時期,由於香港經濟不景氣,廣東要找到新方向。目前不少省份都在建設新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,期待廣東做到最好,因為廣東經濟總量足夠大,應抓住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契機。不能老盯著香港,走以前的發展途徑。另外,野心要更大。要在中國大格局中定位自己,不僅僅是領先另一個省份,而是要“叫板”其他國家地區,如新加坡。  (原標題:廣東要尋找大格局定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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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國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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